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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10月上旬，在安庆市靠近长江的一个废弃飞机场，由我主持进行了垂直向上发射高度试验。时任安徽省省委书记兼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邀请在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代表（代表中有许多是将军）到现场观摩。结果，除1个自燃液体燃料火箭因灌液时渗漏自燃起火而使试验失败外，其余3个固体火箭和1个非自燃液体火箭都试验成功，据周边军用雷达观测，都达到设计发射高度，因而受到部队和地方领导的高度赞扬。在这项被特别重视的火箭研究中，我还受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郭永怀教授（当时他们前后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关注。大约在1961年春天，两位科学家专程从北京来访，经曾希圣书记介绍，他们与我交谈讨论了3天，对我们研制的这种高能固体燃料表示了特别大的兴趣。

在做火箭研究工作同时，我们还与安徽省科委挂名的安徽省人工控制天气办公室合作，自制小火箭降雨消雹。为此研究制作了两种小火箭。

一种是在干旱、冰雹较多的皖南歙县，用自制带爆炸弹头的I级、II级和III级5厘米外径的多层牛皮纸壳黑火药燃料小火箭，垂直向上发射1500米至3000米爆炸驱消冰雹，或爆散装在弹头中的碘化银粉末化云降雨。项目的关键是下面的拉瓦尔喷气管不好办，为此我设计定制了一种赖燃的陶瓷拉瓦尔喷管卡在纸壳下端，效果很好，共发动群众大规模试放了两次，一次是人工降雨，一次是驱消冰雹，都达到了预期目的。后来应邀在南京军区大比武赛中试放3个此种III级纸壳小火箭，还获得了荣誉奖。

另一种是在久不下雨的合肥市郊区，用自制I级6厘米外径的薄壁钢管壳、黑火药燃料小火箭，向上歪斜发射到2600米左右的黑云中，爆散碘化银粉末催云降雨，10分钟左右就开始在周围两个县市下了两个小时左右的大雨，使久旱的人们在雨中欣喜若狂。

后来，经钱学森教授介绍，受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赵九章所长邀请，我到北京帮助进行用小火箭探测高空气象参数的研究试验，结果，带降落伞弹头的小火箭试放成功了，但因没有合适的高空气象探测仪，该研究项目中止。

到1960年底，因全国经济极端困难，上级不再拨给“第一研究室”任何经费，我们不得不按指示将全部研究成果写成资料交送解放军某部队使用，抽调的人员都各自回原单位，只将我调到了与“第一研究室”同时成立的另一个已招了学生的保密单位——合肥工大1系101教研室（内部称为“原子能系反应堆教研室”）工作。

在合肥工大1系101教研室，我任教的同时也搞科研，经自学后很快就带领研究生用钴60放射线测试各种材料的防护性能研究工作，主要是为建造小型原子反应堆和核潜艇用。

因当时缺乏较为有效的防护服装和设备，测试了十几天，就发现参与测试的人员大量脱发、拉肚子，于是不得不停止测试，这使我失去了因受组织信任而从事极危险又不熟悉的工作热忱，校党委还要换调我到化工系从事铀钍矿的提纯或开采工作，可我坚决要求回本行，干过去已小有名气的建井与爆破专业。但此时合肥工业大学建井与采矿专业已经停办，我经过3个多月的争取，终于被调到设在淮北市的安徽省煤炭工业局总工程师室，任建井工程师。

也恰在此时，我父母在合肥市杏花村公社的原住房屋和家具，先在“共产风”中被公社平调，后又在扩建街道时被拆除。老人没有劳动力，生活不能自理，又失去了居所，于是就按当地派出所和公社的意见，将父母与我的户口一起迁到了淮北。

1962年春，我突然连续接到合肥市政府直接发来的两封公函，要我代表父母赶快到杏花村公社接受之前被公社平调财物的退赔。接到公函，我即利用暑假时间，与在合肥工作的两个兄弟一起，通过合肥市政府和西市区政府介绍，到杏花村公社代年迈父母接收了5间住房和全部家具折合成的900多元人民币的退赔。未料，到“极左”的“四清”运动和“文革”运动初期横遭极少数“极左”派的反复批斗和陷害，把我们三兄弟受合肥市政府公函邀请，被动代父母接受退赔之事，反污为地主分子反攻倒算而大批大斗，立即使我这个由“红”到“紫”的人物变成了极黑的反攻倒算分子。

幸运的是，因我保留有国家纠正“共产风”错误的政策和政府邀请的公函，以及有民政部与山东省高等法院等4个政法单位作证，才逐渐推倒极少数顽固“极左”分子的错误决定，经过“四清”运动后期和“文革”中后期及打倒“四人帮”后的4次平反，这才使我彻底由黑变白。

我的这段人生，变幻无常。而在这变幻的世界里，人活着，总得坚守些什么。

这种坚守，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