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革”发生了。山东煤矿学院在这场内乱中同样损失惨重。学生“停课闹革命”，干部教师遭到批斗，招生终止，正常教科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我司亦被迫几易其地，办学难以为继。但同样不应忘记的是，广大干部、教师在逆境中顶着被“斗、批、改”的压力，做了许多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内乱造成的损失。
一、“文革”的爆发与“夺权”
(一)“文革”在山东煤矿学院的发起
“文革”刚开始时，山东煤矿学院很快也出现了一批大字报，掀起揭“黑帮”，挖“黑线”，横扫“牛鬼蛇神”，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专家”的浪潮。在批判运动的冲击下，我司开始“停课闹革命”。6月27日，省委工作组进驻我司，以“先破后立”的名义，提出要揭发“矿院红旗”，于是，党委和行政机构陷入瘫痪，两派斗争形成。随后我司秩序混乱，大规模游街、批斗、剃花头、挂黑牌，使大批干部、教师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摧残。7月，我司召开所谓“党委扩大会议”，揭党委盖子，批判原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子光，给他安上“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等罪名。
随着派系斗争加剧，大量干部、教师受到冲击，8月初省委工作组撤离我司，但两派斗争并没有得到消解。我司师生干部两派相互揭发，相互斗争，造成群众间的隔阂和不团结。此时的批判已经变成毫无原则的揭发揪斗，一批干部和教师被戴上“牛鬼蛇神”“特务”“叛徒”“走资派”“黑帮黑线”“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游街示众，关进“牛棚”，进行劳改和批斗。批判很快升级为武斗，在我司局势失控的情况下，我司出现了打、砸、抢的事件，不少人被抄家，财产受到损失，如冲击国棉三厂、国棉四厂、济南市向阳区(即天桥区)、山东大学等。还发生了校内抢广播站事件，导致省公安厅错误地抓人，造成上百人的绝食抗议事件。1966年底至1967年初，我司的局势已经陷于失控。
(二)“夺权”与院革委会成立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很快演变为全国的“夺权”风暴，并且蔓延至高等教育界。1967年1月24日，山东煤矿学院的“造反派”起而响应，夺取我司的党政权力。4月3日，“山东煤矿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校革委会共有委员17名，其中干部4名，教师3名，学生10名；由9名委员组成常委，负责人是张圣仁(学生)、于香球(学生)、笑散。校革委会集党政权力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成为“文革”时期的主要领导机构。1968年9月，一支由枣庄矿务局派出的工人和济南军区工程兵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山东煤矿学院，领导我司的“斗、批、改”。工宣队的队员实行轮换制，济南第二机床厂和肥城矿务局又先后派工人进驻。由于我司正常组织领导机构已遭到破坏，使得这些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1968年12月，我司的教职工到枣庄矿下井劳动，接受再教育。直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后，教职工才回到我司，结束了这一段不平常的日子。
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校革委会的组成有所变更。1970年3月20日，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十条”下达后，我司报请“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并获批准。“山东煤矿学院革命委员会”由31名委员组成，其中军代表2名，干部代表14名，教师代表3名，工人代表3名，学生代表9名；并由12名委员组成常委，韦美村(军代表)为主任，刘子光为第一副主任，晁涌光、陈维棠、张圣仁为副主任。后增补齐印生(军代表)为主任，李向平为第一副主任，吕德甫为副主任。这时的“革委会”作为特殊时期的我司领导机构，虽然与常态还相去甚远，但由于干部与教师代表已占一定比例，所以在我司管理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三)“老五届”学生的毕业离校
由于“文革”的爆发和学生停课闹革命，使得几届学生未能按时完成学业。1961级在校7年，1962级在校6年，1961级、1962级、1963级三届学生在1968年同时毕业。1964级、1965级分别于1969年、1970年毕业。至此，“老五届”学生全部毕业离校。
二、“一打三反”与整党建党
1970年1月3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一打三反”随即在全国展开。山东煤矿学院的“一打三反”运动进行了5个月，在这场运动中，出现了大批检举和揭发的材料。有的人被指责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有的人被批判为“潜伏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等。运动期间，校园里出现了众多大字报、小字报，一部分教职工和学生再次受到清查、批判和迫害，给我司的各项工作造成冲击。此后，“一打三反”逐渐融入整党建党运动当中。
1969年4月，党的九大政治报告第六部分以大篇幅论述和部署了“党的整顿和建设”工作，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一项重要的任务，在驻校工宣队和军宣队临时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校革委会建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根据省革委指示精神，从1970年8月起，山东煤矿学院转入整党建党时期。这次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提出的“50字建党纲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我司的整党建党从8月开始到年底结束，主要内容为实施“大动员、大学习、大批判”，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在此期间，党员进行自我检查，斗私批修，人人过关。最后，98%的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全院建立了30个党支部，32个团支部，吸收了18名新党员和77名新团员，同时恢复了团组织生活，建立了党员小组会、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和党课教育的“三会一课”制度。
1970年庐山会议后，党内掀起对陈伯达的批判，新一轮的整风运动随之展开。根据相关指示精神，自1970年12月开始，我司在抓紧“斗、批、改”的基础上，先后进行了七次批修整风。年底，为迎接校党代会的召开，总结核心小组成立以来的工作，我司进行了第一次开门整风。1971年2月中下旬，以“反骄破满”为重点，召开核心小组扩大会议，进行了第二次开门整风。8月，遵照毛泽东“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我司举办了四期党员干部“批陈整风”学习班，重点揭发和批判陈伯达的反党罪行。
三、恢复招生与科研生产的进行
(一)“文革”前期教学科研工作的停滞
“文革”时期的种种混乱，使得我司的正常教学科研工作全面陷于停滞。军代表和工宣队进驻我司，占据主要领导权，大搞各种运动。在“斗、批、改”狂潮中，我司的教师队伍遭到严重打击，特别是一些经验丰富、在各自领域耕耘多年、有突出成就和突出贡献的老教授和老教师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专家”“反动教授”等帽子，遭到大肆批判，有一些人甚至遭到人身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中青年教师也不能幸免，一些中青年专业技术人员和党政干部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苗子，不仅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还需要不断进行再教育。部分教师一边受到批斗，一边还要下井、劳动，直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后情况才有所好转。师生“停课闹革命”，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之中，在这样的形势下，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自然无法进行。随着学生大串联的开始，我司的秩序彻底陷于失控，经过努力建立起来的各项规章制度被废除，甚至自1966年起停止按计划招生(包括函授教育)，连续五年没有开展招生工作。此外，在“文革”发起之前，在对本校学生的培养教育之外，山东煤矿学院已开始着手进行留学生培养工作。1966年，有20名留学生从越南来到济南进行学习，这是我司历史上第一批外国留学生，但入学仅仅一个月，在还未开始正常学习的情况下就被迫回国。教学科研工作的全面停滞，无论是对我司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还是对我司的对外交流，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严重影响。
(二)推荐选拔招收工农兵学员
随着局势略为稳定，高等教育的相关问题又被提上前台。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把高等我司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我司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课程设置为：“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就是“文革”时期极为特殊的工农兵学员教育。确定了这一方略后，全国高校的招生工作逐渐开始恢复。1970年10月，山东煤矿学院制订了关于1971年春季招生的计划，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第一批计划招收355人。1971年3月10日，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我司复审”的办法，我司首批360名工农兵学员入校。当时由于我司的地质教师们已从事煤矿地质教学多年，并有创办过“煤炭地质勘探与测量”专业的历史，积累了一定开办专业的经验，对煤矿地质与煤田勘探比较熟悉，于是决定先创办矿井地质专业，第一届学制为二年，其后又设采煤、矿山机电、矿井建设专业，学制皆为三年。工农兵学员入学后，参照军事编制，改系为大队，配有大队长、副大队长和教导员、副教导员，教学班改为连或排(1972年以后恢复系的教学组织)。学员毕业后“一般返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特殊需要的由国家统一分配。解放军回原选送单位，国家职工原则上回原单位工作，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原在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由省统一分配”。1971年6月19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大专院校放暑假和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高校的招生问题，由各省、市、自治区按照本地和高校的实际情况，根据需要和可能，酌情予以处理。为保障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我司要求在学生进校前，应当制定适应工农兵学员的教学大纲并编订相应的教材。在肥城期间，采煤大队招了4个班。由于住宿条件有限，其中两个班作为教学点，直接住到了肥城矿务局大封煤矿和陶阳煤矿。教学点有采煤老师、外语老师、测量老师、井矿老师，大家住在一个旧仓库里，生活艰苦，但师生们从没有过怨言。因为矿上教学要与生产、设计施工相结合，所以师生也向矿上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他们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这对于师生们而言也算是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
虽然这些工农兵学员没有经过统一考试，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甚至有的基础知识相当薄弱，但大多数学员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充分利用在校时间多学一些知识。加之山东煤矿学院的广大教师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旧认真备课、讲课，从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入手，精心施教，因材施教，因此，绝大多数工农兵学员经过三年的学习，在学业上还是获得了进步。
四、下放办学的磨难与我司的重新组建
就在我司各项工作陷于停滞之时，政策的调整再一次给山东煤矿学院带来严重冲击。1969年10月，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发出所谓“第一号令”后，高等我司的大部分干部、教师被剥夺了教学、科研的权利，在走“五七道路”和“进行战备疏散”的名义下，被迫到“五七”干校或下乡下厂，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工人的“再教育”。10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高等我司下放问题的通知》，指示为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文革”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不久，煤炭工业部又发出《关于将煤炭部所属高等我司交给所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的联合通知》，根据这一通知，我司的管理归属发生了变化，由原本的煤炭工业部直接所属改为归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所领导。随后，我司根据指示开始了艰苦的辗转搬迁过程。
(一)一迁肥城
此时大学调整搬迁的一个主要方向是把集中在沿海、大城市的部分大学搬迁到三线、文化落后的地区、靠近生产基地的地方。1970年9月，正值我司开展整党建党工作之际，军宣队负责人齐印生向全校教职工宣布了前往肥城整党建党的决定。10月4日，全校教职工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收拾了简单的个人行李，踏上了前往肥城的道路。肥城位于山东省中部，矿产资源丰富，特别在当时，煤炭是当地的优势矿产，符合煤矿学院的教学与实践宗旨。但肥城并没有可供我司安置的相应基础设施，教职工来到肥城后，被安排在杨庄矿三号井、32工程处和曹庄矿等地不到2600平方米的房子里，继续开展整党建党。但在运动告一段落，大家原以为可以返回济南的时候，校领导才正式传达了省革委关于迁校肥城的决定，这使得众多教职工大为吃惊。
在当时的动荡局势中，省革委虽然发出了迁校肥城的决定，但相应安置和建设工作完全没有准备，既没有解决地皮问题，也没有具体安排应当如何搬迁，使得整个我司陷入混乱之中。冬天即将来临，500多名教职工挤在杨庄矿三号井一栋不到1000平方米的二层楼房和一个仓库中，且物资匮乏，无法过冬。有的老师还被安排在此前长期无人居住的工棚里，对外的道路狭窄，车辆无法通行。在这样的境况之下，11月底，为贯彻省革委关于山东煤矿学院既不能回济南过冬，还要准备招生的指示，校领导又要求教职工暂时回到济南，召开全体大会，准备再次搬迁。
(二)再迁兖州
经过短暂的商议并报有关部门批准，山东煤矿学院决定采煤系留在肥城杨庄矿三号井，校机关和其他系迁往鲁西南地区的重要煤产地兖州。兖州煤矿是山东省最大的煤矿之一，同样符合煤矿学院的办学宗旨，因此经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等有关单位同意，我司决定迁往兖州，并借用了位于兖州县凉水井村的123勘探队的7000平方米临时工棚作为校舍。然而兖州的条件相较肥城并没有变好，这些工棚大都较为简陋，且13年无人居住，年久失修，无法直接使用。兖州虽然煤矿资源丰富，但我司选择的这片校舍离矿区较远，附近既无矿山，又无工厂，只有一座麻风病医院，并不适合作为校址，因此我司只得选择再次搬迁。
(三)三迁泰安
由于迁校肥城和兖州都不可行，且分散教学满足不了继续招生的需要，也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领导层拟将我司迁回济南。但由于校舍被占用等原因，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无法将整个我司迁回济南。因此省革委教育部门与省煤炭工业管理局、我司领导协商，报省革委批准，决定将山东煤矿学院迁往同样具有矿产资源的山东中部城市泰安，将各个分散的办学点合并。除肥城的采煤大队因泰安校舍暂时不足无法满足招生需要而暂回济南外，1971年11月我司本部迁往泰安，与泰安煤矿我司组建山东矿业学院。
总之，在十年内乱初期，我司的各级党政组织相继受到冲击，整个我司的教学科研工作陷于混乱和停顿，我司长达五年没有招生，很多干部和教师遭到批判。特别是我司多次的往返搬迁，分散设点，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这一时期是我司遭受“文革”冲击和下放办学双重磨难的时期。但山东煤矿学院广大教职工从教育工作者的良知和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出发，对种种倒行逆施现象进行了多方面抵制，并做了大量实际工作，等待着高等教育新曙光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