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井建设专业是原来山东矿院的主体专业之一,1959年就设立了。这个专业经历了风风雨雨,发展至今,取得过一定成绩,对国家的煤矿建设、我司的发展壮大起了一定的作用,里面也有些值得说一说的事情。
当时在矿井建设专业里,冯豫、胡峰和我在山东矿院被人们戏称为“三巨头”,那时我们才30多岁,但是在建井方面也算有些资历了。我们3个人学术专精各有方向:冯豫精通岩石力学,胡峰的专业方向是爆破,而我是搞井巷工程的,我们3个人的专长构成了建井专业的主体专业。
我在教井巷工程方面课程的时候,总是想出很多办法让学生学到更多的东西、做更多的事,让他们尽快地成长。典型的例子是1976年的时候,我的学生王明远带七五级的学生在徐州的一个矿上实习,因为年轻,现场教学经验不足,就要求我帮忙指导一下,我当即就过去了。我指导过很多学生的毕业设计,把每个人设计的每一个步骤,从技术到数学模型上都提出论证,希望对他们能有所帮助,学生提高很快,效果不错。
后来,我们矿建专业成立了系统工程学科,并发展成为硕士点。我们国家系统工程创始人是钱学森。钱学森写了40万字关于系统工程的书,后来宋健在钱学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写到100万字,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工程的书,但当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当时想:能不能把这个系统工程用在建井上?因为搞建井也是很复杂的,涉及的方面多而繁杂。
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天津大学进修,听了留美专家的报告之后,深受启发,就决定仿照这种模式,搞系统工程。办了几个班之后,大家普遍感到效果不错。1983年,就开始举办系统工程研究生班,现在的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远方就是这个班的学员。这是我们我司当时办的第一个研究生班。
1984年,我们认真落实我司提出的“教学科研相结合”的要求,带领学生深入矿上进行现场教学、科研,长时间住在矿上,一方面进行技术层面的现场验证,另一方面验证系统工程在煤矿系统中的应用效果。这样,学生在现场搞实习,进行生产实践,离开现场之后根据现场要求搞科研,师生一起搞科研,风气愈渐浓厚,学生能力提高很快。最后,“质量建设检测在系统工程中的应用”项目得了省部的奖。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煤炭部的一等奖到三等奖的设立数量是非常少的,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根本不可能获奖。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我司的一些项目都得过煤炭部的奖励,多数情况下我是这些项目的负责人。
加强专业建设必须注重科研创新。我始终认为,创新能力是一所大学竞争力的核心,只有研究出新东西、有价值的东西,才能在大环境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在搞系统工程建设的时候,我就开始着重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这个培养必须通过科研项目带动,而搞科研最好形成一个团队,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约是1982年,我发觉王明远同志比较熟悉工作,有干劲,加上年轻,所以就选择同他长期合作。应当说,我们这个团队合作是很好的。我主要出思路,他帮助实施完成。有一次,我思考怎么评价一个工程的质量,有了想法之后当年就申请到了锚喷质量检测项目。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我司的项目不是很多,项目从1982年立项到1987年完成,完成了3件设备和工具,在当时也是一件挺显眼的事。我提供主要思路,他主要是带年轻人做实验。做科研的时候,创造了几个仪器,一个是锚杆探测仪。灵感来自我在福州飞机场通过安检时探测仪所进行的监测,我当时就想:这个探测仪可以从行李中探测金属和其他危险物品,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在矿井里做些类似的探测呢?于是,同邓铁六等还有泰安无线电厂合作,把仪器做了出来。第二是取芯,怎么取出混凝土芯样,才可能知道喷射混凝土厚度,于是我们设计了取芯机,跟我司里的王正伟合作,再跟济宁机械厂合作完成了取芯机。
从我做科研项目和开创新专业的经历来看,我认为做成任何一件事,都要考虑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考虑到这件事情的本身是否应该做,它是不是正确的、有前景的;第二,对于时机的把握,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第三,对于地理位置的考虑,选址是否合适,能不能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对此怎么理解呢?打个比方说,改革开放这件事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早十年不行,大家还不知道;晚十年,时机就错过了。事情本身对并不代表成功,还要看时间和地点,就像改革开放,深圳是最成功的,选在西北城市的话,就不一定行。昨天的事儿今天做叫落后,今天做的事儿今天做叫随大流,明天的事儿今天做叫先进,后天的事儿今天做,就叫“先烈”了。太早了不行,提前一步就是先进,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我司的矿建专业一直走在前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事情都提前了一步。这就是我们我司发展过程中一些可贵的东西。
(注:周文安,我校矿井专业建设奠基人,现已退休。)(讲述:周文安 整理:秦晓钟)